早春二月，气温渐暖，花园里那黄色的迎春花，一串串，一排排，婀娜多姿，甜甜蜜蜜，从柔嫩的绿枝条上涌出、铺满，引得行人驻足观赏，声声赞美……

　　每每看见这快乐的迎春花，我的心情就格外爽爽朗朗，而一个个曾因这让人怜爱的小花所结缘与熟悉的面孔，便不由自主地浮现在脑海……

　　我第一次看见迎春花，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

　　年的早春二月，参加新闻工作不久的我和宣传系统的4名年轻人，意气风发，作为当时黄冈地委下派挂职锻炼的年轻干部分配到英山县杨柳湾镇。其中两人分配到该镇西庄畈乡，一个留在镇文化站，我则分配到芭茅街乡任副乡长，协助乡长分管乡镇企业和教育。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来到乡村，来到基层干部和农民之中生活、工作，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神奇、茫然。许许多多的事都是第一次做，第一次听说，第一次看见，当然还有第一次见到的迎春花，而且是漫山遍野的迎春花。

　　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快10年了，但大别山腹地的英山县杨柳湾还是比较封闭的，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比较落后。我所在的芭茅街乡五个村没有一家企业，农民的收入非常低，大部分没有解决温饱，连个肚儿圆都难混到。

　　到任第二个月，我和乡党委书记杨克诚商量，组织乡村和小组干部到沿江县市经济比较好的乡镇参观学习，解放思想，开开眼界。

　　一辆小型货车，在车厢支个油布，再绑上两个长排椅子，凑了一点盘缠，我们十几个人就出发了。三五天时间，我们一行在各地宣传部的支持下，风尘仆仆，走马观花，参观了浠水县的十月村、蕲春县的竹林湖村、武穴市的二里半村等五六个当时在黄冈乡镇企业和农业开发搞得比较好的村。山头村岑家岭村有个组长说，我们原来连县城都没去过，现在到沿江城市一看，真是见了广，开了眼。

　　打这以后，我们这个小乡村村想办法，找门路，办企业，搞得很是火热。而我也因组织这次活动得到了锻炼。

　　说起锻炼，我非常感谢组织将我们下派到基层，到艰苦的地方锻炼，让我们了解了当时农村的落后，农业的薄弱，农民的贫困。

　　当年的芭茅街乡非常落后贫穷，交通十分不方便，西到杨柳湾镇的桥没有修通。河水浅时，骑着自行车找准路径，可一鼓作气冲到河对岸；水深时，只得脱了鞋袜，挽起裤腿，扛着自行车涉水过河。可我舍不得报社为我配的自行车，每次到镇上开会、办事，不论水深水浅，我都扛着自行车过河。早春的河水十分刺骨，每次下河都是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心窝，我的关节炎就是那时落下的。南到县城几十里山路还有一条大河阻隔，河上架有独木桥，桥长一千来米，桥面仅十厘米宽，高高地架在河面上。当地人过桥行走自如，而我从未走过这样的桥，扛着自行车走在上面颤悠悠，心慌慌，几次差点掉到河里。

　　我们乡政府连炊事员一起才9个人，每月的伙食费都是月初大家按一定数额交给炊事员，由炊事员买菜买米买油。初到芭茅街乡的一两个月，食堂没有吃一次肉，而且菜里基本看不见油花花。我奇怪地问炊事员怎么不买肉吃？他说大家交的钱少，只够吃青菜、咸菜。我问为什么不多交点钱？他说都舍不得。我嘴里没再说什么，但心里还是嘀咕：小气。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和村民、基层干部成为朋友后，我常常为这一句“嘀咕”感到羞愧！

　　到了夏收时节，是基层干部催粮催款催上缴的日子，也是农民难熬的日子。一天，我带队到联系点东夹铺村收“皇粮国税”。在一组陈婆婆家门口，村干部喊回正在地里做活的年已7旬的老人。老人边让我们进屋边说，受灾了，哪有钱上缴啊。乡村干部边向老人宣传交“皇粮国税”的重要意义，边在老人家里东找找西看看，从一个土罐里翻出了四五十斤油菜籽。老人说今年只收了这点油菜籽。此情此景，我的眼睛潮湿了——解放30多年了，我们这些“公仆”的工作没有做好，老百姓还这么贫困，怎么有颜面来收钱催款？在我的说服下，乡村干部只拿走了十来斤油菜籽抵上交。

　　出了老人家门，我问乡村干部为什么现在就要收全年的上缴任务？他们回答，现在能多收就多收，不然到年底就更难了。我们也不想这样，但上面布置的任务要完成，我们也没办法啊。

　　以后的计划生育结账，我也到农户家搬过衣柜，赶过生猪，抵交罚款……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做法真是简单粗暴，但也很无奈。

　　这些事对我刺激特别大，在心里暗暗地想，我虽然不能改变什么，但我可以尽心尽力为他们做点什么，责任在心中慢慢生成。

　　记得那年英山的雨水特别多，也来得特别早。5月上旬芭茅街就下了几场暴雨，许多农民的稻田都被水打沙压了，只得改种杂粮。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乡政府的干部吃了晚饭都各自骑自行车回家了，准备在星期天休息时，帮家里做做农活，看看老婆孩子。乡政府大院只有我和炊事员兼通讯员小王值守。

　　深夜1点多钟，突然狂风四起，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正当我准备起床查看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是炊事员小王，“汪乡长，县防汛指挥部电话。”我立马赶到机房，话筒里传来县防汛指挥部的命令：全部乡干部上河堤巡查。我交代小王守在电话机旁，随时接受上级指示。自己戴上斗笠，拿着手电筒，匆匆冲向河堤。小王一把拉住我，往我手里塞了一个烧火棍：“防蛇、探路”。

　　夜漆黑，雨瓢泼，风肆虐。雷雨中，我一个人在三四道河堤上查崩岸，找散浸，探管涌，来回三个多小时。这期间，我看见一道手电筒的光亮，从乡政府方向时不时地朝河堤照射，我知道，这是小王在担心我。这若隐若现的电光，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无限的温暖。

　　天慢慢亮了，积蓄一夜的河水陡涨，几个河段告急。没有电话，更谈不上手机，正当我着急怎么通知书记乡长时，乡党委书记杨克诚，乡长李保权，副书记汪德山，妇联主任王秀珍，民政助理吴洽礼，会计郝建春等，陆陆续续地冒雨赶回乡政府。我的心安了，群众的心安了，就像有了主心骨。

　　杨书记就像久经沙场的大将，运筹帷幄。很快，乡干部分成两个小组，书记乡长分别带队，赶往险情最重的胡家墩、黄家湾村。在两处抢险现场，冲在最前面、冲在最危险处，打桩堵溃口的是平时这些不起眼的、普普通通的乡村党员干部。在他们身先士卒的带领下，芭茅街乡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奋力拼搏，战胜了洪水。从他们身上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和它拥有的先进性，身教胜过言传。

　　到了七八月份，芭茅街又遭受几次暴雨的袭击，不少农户的稻田多次水打沙压，颗粒无收，生活困难。粮食紧张，有的农户每餐半粮半南瓜当主食。乡党委、政府积极争取上级救济，当我听说东夹铺村胡远清、张凤华、王欢礼三家农户已经断炊时，毫不犹豫地拿出一个月的工资48元钱和一个月的粮食指标30斤粮票，购买了斤大米送到三个农户家中。这本是一件小事，也是一名乡镇干部应尽的职责。然而，朴实的农民兄弟却十分感激，托人给报社党委写了一封感谢信贴在大门口。

　　这既是对我的肯定，更是对我的鞭策，让我在后来的日子里不敢懈怠，尽力为乡亲们做一点点实事。我通过努力，印制了芭茅街乡村规民约，免费送到每一个农户；我四处联系，积极争取上级的扶持送来四吨复合肥免费分到农户；为帮助解决乡里建设的需要，我又数次到县里找书记，跑部门，说困难，求支持，终于争取到了低价的钢筋水泥指标。为帮助一名计生困难户的儿子找事做，我四处求人，终于在一家茶厂为他找到一份工作；为帮助一个村办根雕厂，我五到浠水清泉镇……

　　9月10日教师节那天，我和杨书记在黄家湾村检查完计生工作，天已黑了。我俩顾不上吃饭，骑着自行车赶往乡中学，参加纪念教师节活动。车进学校院子，只见黑压压、矮矮的教室里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推开教室门一看，原来，20来个老师静静地坐在课桌前，只有四五支小蜡烛的火焰在不停地跳跃……

　　哇，是烛光晚会！心里的想法还没形成，只见校长起身满怀歉意地说，不好意思，今天停电了，座谈会只能点蜡烛。“不是有汽灯吗？”杨书记问道。“我们学校的柴油指标用完了，供销社不卖给我们了。”校长不好意思地回答。

　　开会了，杨书记说了设立教师节的意义，向老师们表示节日祝贺，并要我也说几句。望着跳跃的火苗，我嘴里叽哩哇啦地不知说了些啥，但心里一直想着柴油、柴油、柴油……因为当时的英山农村经常停电，用柴油点汽灯是老百姓常有的照明方式。

　　第二天，我找到乡供销社分店负责人，要他给学校供应一些柴油。那位负责人为难地说，学校的指标早用完了，乡里也没有多余的柴油给他们。我第一次运用了“权力”：我不管，你想办法，三天内给学校50公斤柴油。没有汽灯，你叫老师晚上怎么给学生批改作业，怎么备课啊。

　　虽然我在“压”那位主任，但我也没有撒手不管。第二天我就骑自行车赶了几十里山路，到县城找领导，找熟人朋友，为学校搞到柴油指标，回头叫供销社到县里给学校拖回来了。

　　在杨柳湾，工作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天天呼吸着湿润飘香的空气，看着满目青青的山岚，喝着清澈甜甜的河水，与质朴、善良、勤劳的村民一起生活，心里十分充实，十分敞亮。

　　其实，我们也有乐趣——我和乡里村里几个年轻的干部、村民，夏天打赤膊穿短裤，下河摸鱼虾改善生活；冬天上山下套抓野兔打牙祭；晚上坐在小桥边纳凉，天南地北地海侃，乡粮管所那个叫春花的地区财校毕业的女孩，也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题，就像那首歌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时间飞逝，一年的挂职锻炼很快结束了，此后我有20多年没有回杨柳湾。由于工作关系，我近两年多次回到杨柳湾，见证了杨柳湾的发展变化，见到了漫山遍野的迎春花，尘封心底的那份温暖释放了，只是物是人非，不见当年的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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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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