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我在文学系最美好的时光

“一家三口与文学系的不解之缘”

文/翟俊杰、张春如、翟小乐

世间稀罕巧，我家就有一桩巧事儿，温馨难得。

我家算是一个小小的艺术之家，我做电影导演，老伴儿张春如从事电影文学编辑，女儿翟小乐在武警宣传文化中心任编剧、制片人，儿子翟小兴是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导演。巧的是我和妻子、女儿陆续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小乐读本科，老爸老妈在进修班。小兴这小子原本也是想要考北京电影学院的，却怕被“大姐姐主义”管制，改考了中央戏剧学院，要不然一家子就成了两代四口同（课）堂了。

我和老伴儿上北京电影学院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校址在北郊昌平的朱辛庄，条件艰苦自不必说，一幢筒子楼里，教室和宿舍不是隔壁就是对门儿，倒是不会发生迟到早退，但是会把课堂座谈变为宿舍卧谈，兴之所至，卧谈又变半卧半坐谈，大搪瓷缸一人续上一杯浓茶，从中国电影发展趋势聊到创作细节，常常不自觉到被邻居友好捶门才意犹未尽，留待明夜分解。

那时学校的南大门外是大片大片的庄稼地，课余，同学们，大多是我们这些年过不惑的“大”学生们，三五成群的到那乡间小路散步畅谈，亮嗓豪歌当年广为传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陇上行》等歌曲。斯时，老谋子、凯歌、穆德远等中国电影第五代的精英们才刚刚毕业，常常回校请教老师，一股子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热乎气儿。看着他们意气风发激扬文字，我这个已然在电影圈里干了些年的学兄还是学弟的心头，便会引发感慨，今日插枝在学校，拼命吸吮营养，以期来日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我是60年代的大学生，本科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在上艺术概论课时，知道了音乐起源于远祖先人干沉重体力活时发出的哼哟哼哟声，学习过《程英救孤》《西厢记》《白毛女》《雷雨》等戏剧经典作品，认识了田汉，欧阳予倩、洪深，还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可、布莱希特、果戈里，易卜生、契诃夫……二十年后再坐在课堂，却深深感到，原有的艺术积累远远不足以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中国电影的振兴而发光。这正是人到中年的我下定决心打上铺盖卷，跨进北京电影学院的动力。

回想起来，真是幸运，所遇皆高师，所结皆挚友。我还记得当时的院长成荫老师与我们同挤在食堂买饭，他拿着一个圆圆的铝饭盒，总是和蔼的笑着，用一种睿智而温和的眼神看着我们。系主任是沈嵩生老师，他所讲授的课生动活泼，条理性极强，按他所言整理出的笔记就是一篇很好的学术论文。汪流老师是位儒者，说话慢条斯理，授课却是有条有理。余倩老师在抗美援朝时随文工团出生入死，他所讲授的剧作课来自于生活的沃土。黄式宪老师语速特别快，跳跃式的思维令我等上课不敢打盹儿。王迪老师毕业于莫斯科电影大学，对前苏联电影很有研究，在他而言讲课也是一种艺术。倪震老师教我们叙事造型，他治学严谨，深入浅出，使我们获益良多。周传基老师是另一种风格，他向来欢迎大家当堂提问，当堂辩论，瘦削的他总能制造出热烈的课堂气氛。严师出高徒，电视剧《英雄无悔》《和平年代》《家园》的编剧、导演贺梦凡，电视剧《走向远方》、动画片《蓝猫三千问》的导演王宏，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李梦学，电影《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的编剧赵葆华，《泉水叮咚》《苦藏的恋情》的导演吴建新，《瞧这一家子》的编剧林力，现已长居德国的电影理论家聂欣如，与夫君王兴东共同创作了《飞来的仙鹤》《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大量优秀电影剧本的才女王浙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研究员张震钦……自毕业后，我们这批老“大”学生和第五代一起，如同那个时代的中国偶像女排一样，努力拼搏，尽力为中国电影增光添彩。

我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没几年，奉命任职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兼《八一电影》月刊主编，五年之后又成为八一厂故事片部的导演。我的忘年交《农奴》《柳堡的故事》《海魂》等电影的编剧黄宗江先生鼓励我，由编剧而导演是最佳的。我的电影作品《惊涛骇浪》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和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电影一等奖、优秀导演奖，在举办电影研讨会时，学院的王迪、郑国恩两位教授应邀光临。王迪老师在会上说的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犹深。他说，这是一部中华民族自己的史诗电影，具有史诗的气势和感人的细节，剧本改得很好，从影片中可以看出剧作扎实的文学基础，这与翟导是学编剧绝对有关系。世界上的电影大师大多是编剧出身，如伯格曼、黑泽明等，他们通过文字、电影语言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而充满魔力和魅力的电影世界。

在我拿到毕业证书之后的十个年头，小乐如愿以偿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这所中国电影艺术最高学府的文学系，走上了和老爸同样的电影之路。学校已然迁至蓟门桥附近的西土城路四号，美丽的校园、日新月异的教学环境，真让人羡慕。从小乐戴上学位方帽，至今又是二十多年，据悉电影学院在怀柔的新校区正在建设，我说哪天建好了，一起去看看。小西天-朱辛庄-西土城路-怀柔新校区，规模和设施在变雄厚、新一代师资力量变得更强大，然而，为中国电影服务，为人民办学的宗旨没变，一批又一批中国电影的年轻人将从这里走出，必将推动中国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我想对当下正在学校学习和有志于这所学校的学生，说一句贴心的话，孩子们，沉下心来，力戒浮躁，珍惜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不图名不为利，在未来的生活和实践中做优秀的电影艺术家。

欣逢母校建校70周年华诞。我还是想唱那首《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还是想参加母校建校80周年、90周年、周年的盛典，感恩北京电影学院，祝福北京电影学院！

年，我的军龄整整六十年了。大半生，在漫漫征途上跋涉。年轻时，我曾多次在福建，沿着长长的海防线，为驻军和守岛部队演出，也曾深入巍峨绵延的井冈山，为老区的乡亲们和基层官兵送戏上门，至于深夜突然紧急集合，打好背包，跑操拉练更是家常便饭。但我更难以忘怀的是一次独特的漫漫求学路。

八一厂于年4月，在剧作家李英儒顾问领导下创办了《八一电影》，从此，中国四大电影厂之一的八一厂也有了自己专业期刊。当时我还年轻，被组织抽调与厂办主任高长孚去各有关部门办创刊手续，没想到一路绿灯很快就拿到了新闻出版署的所有批件，领导对我们的工作效率很满意。年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聚精会神的编稿，文学部舒凡主任走进来对我说,北京电影学院今年分给八一厂两个进修名额，经研究，决定让你去，赶快准备入学吧。我高兴极了，当即表态，服从命令听指挥，一定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学成回来，更好的去办刊物。

我本科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专业是表演，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编辑工作，亟待学习和提高，所以痛快地接受了学习任务。一想到家里，却不禁发愁，女儿十岁、儿子七岁，都在读小学，爱人翟俊杰经常出差拍摄，谁来管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呢？可是学习机会很宝贵，我立刻托人找了一个保姆，负责叫孩子起床和吃饭。

入学后，我才知道，我们这班的同学是由全国各地电影厂选调而来，还有大学的青年教师，中国影协、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研究员，水平普遍比较高。开班会上，班主任周明老师说经系里研究，决定让我和上影厂的叶小楠同学担任这个班的正副班长。我诚恳的说，我愿意为同学服务，只是希望不住校，至少一周有三天允许我回家，看看两个孩子。

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址当时位于昌平朱辛庄，距离八一厂有三十多公里，那时没有出租车也没有私家车，全靠公交车往返。当我回到家中，看到的一切让我又气又无奈。一次是八点多到家发现两个孩子没吃饭，女儿说姐姐（保姆）去楼下阿姨家甩扑克了。还一次回来看到两个孩子在灯下做作业，保姆姐姐却在电视机前乐不可支的看动画片《阿童木》呢，家里没有客厅，电视机就放在卧室里，音量很大，弄的孩子魂不守舍。还有一次更惊人，回家发现只有女儿在家，一见到我就哭，说姐姐把弟弟打跑了。原来是儿子淘气，保姆姐姐年龄小也没什么文化，一气之下狠狠打了他，儿子也拧，大冬天，跑得不知踪影，保姆害怕了，也不敢回家。我只好带着女儿，四处找儿子，找到时他躲在防空洞口直哆嗦，脸上红肿着。然后又找保姆，那姑娘蹲在南门口哭。我带着三个大大小小的孩子往回走，一瞬间想到了在学校看过的电影《哀乐中年》。

我女儿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过那段日子，她说，我的父亲接到了电影《血战台儿庄》的剧本，没有人知道，这是我那人到中年的父亲的一次强行起飞，为了翱翔他开始了至今也无法停歇的高节奏工作。对我和弟弟的教育全部落在母亲身上，她不得不在上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理论进修班的同时乘末班车归，乘早班车走。那时电影学院的校址，在北郊的朱辛庄，妈妈顾不得看美丽的晨阳和夕日，她需要努力的抓住把手，换五趟车赶到学校，至今路仍可以算是北京最为拥挤的汽车线路，而在没有出租车的20年前，连接着幼儿和母亲的路是一条洒满汗水和泪水的谢谢“宽带”。

那条路很长，我从来没有停下过，我想，是北京电影学院强大的艺术教育魅力吸引了我，我心中的强烈的求学愿望使我忘记了那条路上的艰辛，化成了永恒的甘甜。尊敬的老师们授予我电影理论知识，扩展了我的艺术视野，提高了我的工作能力。亲爱的同学们团结友爱，我广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毕业时我的论文题目是《论电影文学编辑的艺术素养和实践运用》，有幸被评为优秀论文发表在电影局的刊物《电影通讯》上。

毕业后，我从事了近二十年的编辑工作，许多电影批评大家接受我的邀请，为《八一电影》撰写了大量稿件，如邵牧君、王迪、汪流、胡滨、王志敏……还有后来的年轻教师赵宁宇、林黎胜、饶晖……使得这本期刊成为了电影专业核心期刊。这条穿越了两个世纪的电影之路，将由我的儿女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