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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奶妈是受雇哺乳他人幼儿以换取经济报酬的妇女，是传统女性利用生理优势谋生的重要方式。由于清末农村经济的衰落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进城做奶妈成为农村家庭妇女抵抗天灾人祸，从城市中获取收入的重要途径。20世纪20年代起，奶妈的职业合理性因近代城市化的发展与西方医学及育儿观念的传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传统伦理、西方医学以及法律规范三方面考察家庭雇佣奶妈纳入上海市政公共卫生规范管理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底层妇女与现代化进程间的历史张力。关键词：奶妈；近代上海；市政管理；公共卫生奶妈是受雇哺乳他人幼儿以换取经济报酬的妇女，是传统女性利用生理优势谋生的重要方式。在传统文化中，雇乳是城市平民、地主及士大夫以及皇室等中上阶层育儿的主流方式。在乡间村户中，也会因产妇无乳或体弱雇佣奶妈。至清末民初，西方资本入侵导致的农村经济衰落和上海城市化进程加速，做奶妈成为因贫困进城的哺乳期妇女利用自身生理优势的谋生途径，进而扩展为特定的职业群体。由于现代化进程引发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一特殊的女性职业群体面临着现代转型。近代奶妈的研究多从妇女史领域考察近代育儿观念与实践的变迁与奶妈职业群体间的关系。在育儿史领域，以雇佣贫苦妇女哺乳婴儿的雇乳往往被视为现代化育婴进程中的阻碍性因素。针对传统雇乳方式，现代化方案致力于以消毒奶粉为代表的代乳品和母亲自乳的方式代替奶妈。针对奶妈群体和雇乳方式的社会学实证性研究则较为少见。据近代报刊和社会史档案显示，在上海近代城市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城区和周边郊区，受传统育儿文化的影响，雇乳家庭所占比例甚高，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仍旧有大量的家庭延续着雇佣奶妈的习惯。在妇女史研究的领域中，作为勾连不同阶层的职业群体，奶妈群体的社会史考察尚待进一步深入。本文从传统伦理、西方医学以及法律规范三方面考察家庭雇佣奶妈纳入市政公共卫生管理的历史进程，思考城市近代化与近代底层妇女群体生存权间的张力，借以拓宽以女工、女佣等群体为代表的近代底层女性群体研究视野，为日常生活史与妇女史研究提供新的面向。一、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中奶妈群体的概况及职业变迁雇乳是传统社会中常见的育儿方式，做奶妈也是底层妇女谋生的重要职业。在传统崇尚亲缘关系的语境之中，贵族及富裕人家的奶妈作为幼儿之食母，与幼儿关系密切，产生生理和情感的双重勾连，受到儒家家庭伦理体系的认可。《礼记》中便有因“乳母以其乳养于己，有母名”，为乳母服缌麻三月之礼制。奶妈依凭与关键人物喂养之恩情，建立起非血缘的人伦亲密关系，为传统习俗所承认，并以此编织自身、幼主、雇主之间跨阶层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此意义上，奶妈是联通底层与上层社会的重要渠道。在“家天下”的政治语境中，少数帝王之家的奶妈甚至可以直接参与政治进程。而在士大夫以下平民阶层和乡村社会，因生母缺乏乳汁、需要育儿帮手等多种因素，雇佣奶妈照顾幼儿也是常见的育儿方式。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开启后，人口聚集方式发生变化，奶妈的雇佣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城市规模扩大，人口流动频繁，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近代农村经济的衰落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导致女性涌入城市谋生。以奶妈为代表的传统女性职业的雇佣方式和工作内容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代上海奶妈群体主要由周边郊县及乡村的年轻妇女组成。由于奶妈作为家庭职业具有分散性，很难同某些集约型的产业女工一样留下完备的信息记录，只有个别奶妈在涉及案件时才会在警察厅卷宗中留下个人信息。此外，回忆录、书信、日记等个体书写中也会存留奶妈的相关信息，因此对这一群体的社会史研究只能通过碎片化史料进行拼接重构。沪上著名报人张友鸾曾将奶妈的择业原因概括为两点：大多数迫于生计骨肉分离，少数则因为亲生幼儿夭折，便利用哺乳期优势贴补家用。就张友鸾亲身见闻来看，因幼儿夭亡做乳母的“百分中找不着七八”，因此他认为贫困是乡间妇女做奶妈的根本原因。从来源地考察，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奶妈主要来源呈同心圆状分布，以松江和崇明等上海周边郊县乡村为最，此外，以宁波、绍兴、无锡、苏州四地数量最多；旁及扬州、徐州、安徽等苏北及淮河流域。更远的湖广地区亦有远途奔赴上海谋生的奶妈。由于上海租界中居住着大量外国居民，上海还存在为数不少的外籍奶妈，主要由俄国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上海的白俄妇女以及二战期间的犹太妇女组成。和其他行业一样，由于上海对苏北人的偏见，江北籍妇女在上海奶妈中所占的比例极低，同时受到极大歧视。某些公馆在登报招雇奶妈时会明确提出“江北人切勿尝试”。根据现存的佣工介绍商业同业公会保留在册的少量“奶妈佣工介绍书”显示，奶妈群体的年龄集中于20—40岁，以30岁左右最多，该年龄阶段的妇女占总数的70%以上。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学生曾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对16个省内的近3万户农家进行了社会学调查，计算出农村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为17.7岁，初次生育年龄为18.2岁，平均每位妇女生育的子女数为6.41个。由此可见，大部分农家妇女在生育多胎后的中青年时段中才会进城从事奶妈工作。和传统文化中依靠熟人网络的雇佣途径不同，自20世纪20年代上海迁入人口飞速增长导致城市化进程加速，通过荐头店以及佣工介绍所等人力中介机构雇佣奶妈日益成为主要方式。虽然熟人介绍模式更为可靠，也可能节省高额的中介费用。两种不同的雇佣方式各有优劣。上海漫画家贺友直回忆20世纪20年代沪上的生活琐事时认为荐头店可选择性多，可以“挑挑拣拣”，雇佣符合心意的奶妈的几率也会提高，但因“来路不清”充满了危险性；而熟人介绍虽然打消了不安全的顾虑，但也因没有选择而不能使雇主满意。由于奶妈职业的特殊性质与近代上海家庭结构的变化，奶妈的职责和地位较传统时期发生了变化。就薪资待遇来说，虽然奶妈的薪酬和待遇较其他家庭女佣高出不少，但与从事缫丝、棉纺织等行业的新兴产业女工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以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纺织业技术女工的薪资为标准，一名熟练技术女工的月薪可达到大洋12-15元，火柴厂和缫丝厂等非技术性行业女工的薪资为每月5-10元，同期上海奶妈的平均月薪为5-7元，总体低于产业女工。但除固定月薪外，由于奶妈工作的家庭属性，日常饮食和住宿均由雇主负担，无形中减少了日常开支。加之民间风俗讲究给奶妈送礼，清代竹枝词中就有“月二千钱雇乳娘，外加首饰与衣裳。荷包归主钱归彼，还要天天吃肉汤”的说法。从薪资、馈赠和开支等方面综合计算，奶妈的收入高于产业女工及其他家庭女佣。经由荐头店或熟人签订雇佣契约后，新母亲的身份便转换为他人的哺育者。除最主要的哺乳工作外，奶妈需承担“育”的责任，即照顾婴幼儿换洗尿布、看护以及换洗衣物等日常起居（见表1）。照顾婴儿事务琐碎繁杂，需要细致耐心，因此，对奶妈的要求一方面体现在乳汁丰盈、充足，确保婴幼儿营养需求；另一方面则需奶妈性情温和，具备慈爱之心。两种条件对婴幼儿的健康成长缺一不可。随着婴幼儿进入不同的成长阶段，在1-3岁间逐渐断奶，奶妈的工作重心也由新生儿时期的哺乳转向看护照料，角色转变成一般的保姆和女佣。由于奶妈通过哺乳与小雇主建立起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有些奶妈一直将幼儿带到成年，合意的奶妈可在雇主家中终生做工，相处超越主仆之情成为亲人。二、城市治安管理进程中市政机构对奶妈群体雇佣关系的规范虽然雇主在选取奶妈时设置诸多条件，中介机构及熟人也提供担保并承担举荐责任，但由于大部分奶妈来自乡村，缺乏专业的护理知识和训练，因奶妈的疏忽造成的婴幼儿伤害事件时有发生。沪上曾发生过一起周岁幼儿坠楼案件。起因是奶妈带幼儿在凉台玩耍时失手将幼儿抛下楼去，摔下楼的幼儿“脑浆迸裂”，形状甚为惨烈。年，张家幼儿因奶妈在熟睡中翻身导致幼儿气闷致死。奶妈怕承担罪责，向其父母谎称幼儿因痰液卡喉憋死。张氏夫妇在悲痛中报警，经捕房查验幼儿尸体后才将奶妈绳之以法。这些因奶妈造成的意外在沪上社会新闻中屡见不鲜。除粗心导致的意外，惹是生非和性格暴躁的奶妈也会给幼儿及雇主带来烦恼。如发生龃龉，品行不良的奶妈会暗自记恨报复在幼儿身上：或拧弃乳汁使幼儿食不果腹；或趁雇主不备打骂幼儿，这些经由公共媒体报道后经过舆论发酵放大了奶妈的危险性，加剧了公众对奶妈的猜忌。除在看护过程中发生意外，由于城市化扩大，雇佣关系的陌生化使聘用奶妈成为重要的社会治安议题。据不完全统计，-年间，上海本埠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申报》上刊登奶妈为嫌疑人的案件共28起，包括诱拐、偷盗以及劫杀。此外，社会新闻中奶妈与男雇主通奸案件屡见不鲜。其中最具社会舆论影响力的是年冬发生在申新第九纱厂的乳母喂婴儿钢钉案。张董氏因产子缺乳，经刘文卿所开之荐头店雇佣乳母同乡妇人施高氏。雇佣后发现施高氏乳汁微薄，幼儿每日饥饿啼哭，张董氏便欲辞退奶妈。一日幼儿“脸色惨白，啼哭益厉”。邻居妇人在闲聊中无意发现张董氏之子“牙床畔有白色灿然”，从幼儿口中取出一支钢针，幸好发现及时没有吞入腹中，否则幼儿性命堪忧。后经雇佣时作保的荐头向普陀路捕房报案，最终判处施高氏有期徒刑一年。此案虽未伤及幼儿性命，但性质极为恶劣，《申报》对此案进行了追踪报道，一度引发沪上针对雇乳的大讨论。由于舆论的渲染，大大增加了社会上对奶妈群体的戒备心理。一位名叫周楞的记者在做了爸爸后，因为心疼妻子哺育幼儿辛苦，提出请一位奶妈时立刻遭到反对，妻子认为“上海风俗浇（饶）薄，做奶妈的多半靠不住”，并举出奶妈钢针喂婴儿案作为佐证。除社会新闻对奶妈带来的负面影响外，妇女解放塑造的独立自主的新母亲形象也对奶妈职业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在强调女性成为“新贤妻良母”的言论中，雇佣奶妈被视为都市摩登女郎推卸母亲责任的一大弊病。早在年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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